關於林山田教授與其著作的一篇文章

Theodor

山田師與刑法通論（許澤天發表於台灣法學第一百期2007.11）

每次改版，都要生一場病，這次把僅存的生命都奉獻上去了！

十一月五日凌晨一點五十分，山田師在羅東聖母醫院寧靜地走完了他精采傳奇的一生。
山田師這一生，可敘述的事很多。作為一個十二年來與他及他的書結下不解之緣的學生，我想記下關於山田師和他最重要的著作「刑法通論」（下簡稱：「通論」）的一些片段，以懷念這位台灣刑法學的一代宗師。
山田師早年畢業於中央警官學校，之後於德國杜賓根大學追隨當時的犯罪學研究所所長Göppinger教授撰寫博士論文，題目是屬於犯罪學的「少年竊盜犯」。歸國任教後，由於屬於經驗科學的犯罪學在強調規範分析推理的法律系中難獲應有的重視，再加上開課的需求，山田師開始鑽研許多本國與德國刑事實體法的文獻，大量寫作刑法總則中的各個重要議題。一九八三年，也就是在其返國任教的十一年後，山田師推出「通論」一書。如山田師本人所述，該書「採最新的刑法論理學說，引述並評論刑法實務見解，分就故意犯、過失犯與不作為犯等三大犯罪形態，論述刑法總則編，建立犯罪的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的刑法論理體系，以做為犯罪判斷與定罪科刑的共通原理」。二十多年來，該書引領台灣刑法學界，甚至還影響到對岸的法學界，堪稱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文刑法學著作。
我相信絕大多數學習刑法的學生，都買過一版或數版的「通論」研讀。由於「通論」受到廣大讀者的喜好與重視，許多書中的用語，如「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的每個條件」、「符合規範行止的無可期待性」早已成為許多法律人的生活語言。但是，山田師為這些用語所耗費的心血，卻往往為讀者所忽視。雖然山田師曾謙虛的自稱只是德國理論進口商，但進口絕不意味著將德國理論原封不動的搬來即可在中文世界暢行。諸多觀念的選擇與翻譯，以及如何用以檢討國內的學說與實務，在寫作當時缺乏可互相臨摹參考的著作的條件底下，其困難是今日的學者難以想像的。縱在今日，坊間已有眾多的刑總教材，山田師的「通論」還是讀者的首選，與他是否為國家考試出題無關；更何況，許多教材的內容、用語，還或多或少的建立在「通論」所提供的基礎上。
由於台灣中學前的教育缺乏足夠的邏輯訓練，對一個剛接觸刑法總則的大一學生來說，要理解背後蘊藏德國法學縝密思考的「通論」，的確是個不小的挑戰。所幸，在山田師不斷地翻修「通論」的文句，並增加許多生動的實例的努力下，「通論」日趨完美，實現他自己對該書的期許，即「使習法者更易藉由本書之助，走進刑法的殿堂」。山田師曾至舊書攤買回幾本學生考完國考後販出的「通論」，發現其中密密麻麻的閱讀記號與增補說明，感慨的說道：「學生把書這麼仔細的閱讀，若因自己寫作不好，導致學生受到誤導或浪費時間，實在是有罪惡感」。由於這份責任感，每次改版，山田師都全身心投入，以確保新書的品質，從內容的修訂到版面的設計乃至名詞索引，莫不如是。山田師不會使用電腦工作，亦不善於中文打字，一切都靠自己用鉛筆寫作，再由旁人逐字敲入鍵盤，而後再請人從事排版工作（如本土雜誌的現任田金益總編輯，就擔任過「刑法各罪論」某版的排版工作），最後自己又再重新審查版面。依照山田師的工作態度，往往又會再三斟酌，增刪許多字句，以致耗費更多的精力。因而，每當「通論」新版一出，自己就要生一場病。
以「通論」的內容與引註規模，若沒有一個團隊的支援，實在很難想像將其完成；但憑藉著山田師驚人的毅力與責任心，終能一版一版地，賦予「通論」新生命。當然，學術研究是條無止盡的道路，真正治學嚴謹的學者，總是要求精益求精，而這也是他一再改版的理由。
一九九○年起，山田師一方面在校外積極從事政治改革與民主化的運動，另方面也不忘個人的專業領域，而不斷著手「通論」的修訂工作。我與蔡聖偉師兄有幸一同協助「通論」六版的增修工作，負責資料的搜集與意見提供及校稿。由於山田師白日要上課與在政黨擔任義工，他只能與我一起在晚上於研究室打拼，工作結束時，往往已是深夜，因此，我們常從漆黑的台大法學院行政大樓離開，再爬越圍牆離開學校。我當時常想，山田師是個鐵人，過去的柔道果然不是白練的。然而，他真正所憑藉的，不是體能，而是意志力。而在這段期間，我也才真正體會到山田師勇於改進缺失的偉大人格。他絕不會硬轉亂坳，只要學生們的建議有道理，他會虛心的接受，甚至表揚我們一番。我還記得，他偶爾還在半夜時打電給我詢問我為何提出這樣的問題。經過長達一年半的努力，一九九七年「通論」六版上市，因全書篇幅大增，由原本一冊改成上、下冊發行，並也加上了他所喜愛的正義女神圖片。
其後幾年，我跟他不論是在台灣或德國相處，話題總是圍繞著「通論」。言談中，他很在意讀者的意見以及學者的引述討論，發現其中對自己的著作有所誤解的，心理總放不下。我常勸他，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看法，尤其學術圈每人分寸拿捏不同，又因寫作時如入無人之境，很容易自我標榜，因此意見往往無法圓融表達，引述不及或不當，都是在所難免的事情。但山田師是個對事認真的人，要他不去理會這些論述，他是很難做到的。不過，讀者切莫以為山田師是個嚴峻的人，真正跟他有過接觸的人，都知道他是個真正對人關懷並不乏幽默感的長者。
年初我與山田師通電話，得知他罹患胰臟癌的事情，也知道他忙於「通論」的改版工作以及陳定南先生基金會的事情。「通論」好比他的小孩，他有太多的話要跟它及時交代。二月中旬，我返台探望他，他正接受完化療，身體非常虛弱，也無食慾，但還念念不忘「通論」的修改。由於山田師的負責態度，即使在病中，也不願我幫他直接代勞處理，凡我所建議的，他都會一一閱讀思考，再考慮如何調整放到適當的段落裡。三月返德後，我每星期都會跟他通話連絡，他還常要我代查一些資料，以核對文獻出處是否屬實，又一直反覆跟我提起書中部分的問題，如「競合論」的行為單數等等。事實上，我反倒已經無法專心聽他講這些專業上的東西，我腦中所希望的是他能多休息，不要再為這些東西操心。當然，與我的談話中，他最關心的，還是我的學業。所幸，我在九月份交出論文，雖在他眼裡早已遲延，但還是帶給他些微的欣慰。十月十一日，我再次返台，一下飛機，田金益總編輯即駕車載我直接到山田師家中探望，我們在外面吃了相當豐盛的一餐，山田師胃口極佳。回到家中，他還拿出為「通論」十版所寫的跋，要我閱讀與提供意見。往後幾天，我也經常到他家中探望，得知他已將「通論」付梓。不過，也正因為「通論」的修改耗費了過多的元氣，書一送印，健康情況便急轉直下，說話已有些吃力，而且需要經常躺臥。十月二十二日，山田師過去所教學生池怡凡牧師來訪，我們還一起走了一段五峰奇瀑布，返程車上，山田師還引用舊約聖經的例子，說明自己頭髮因治療剪掉後，跟參孫一樣軟弱無力，這逗得我們車上同行的幾個基督徒撲通一笑。十月二十六日我離開台灣，臨行前早上在醫院看山田師，他虛弱的躺在那裡吊點滴，我和隨後來的山田師好友林光義老師講笑話給他聽，當時我還戲稱林老師的名字「光」與「義」很有聖經的味道，山田師躺在那還立即虛弱地回應說聖經裡還有「鹽巴」。後來江基良醫師來看他，山田師聊起他當年當警察如何以柔道摔倒流氓的英勇，整個人頓時來了精神，甚至連招牌演講手勢都比了出來，病容剎時消失大半。當日下午，我再到山田師家中，他還交代我要把今年最新出版的「犯罪學」送給Kerner教授。山田師要讓這位同門師弟知道，自己雖然在規範領域有很多表現，但出身杜賓根犯罪學研究所的他，還是沒廢棄掉自己的老本行。
十月二十九日，「通論」從印刷廠出爐。猶如喜獲麟兒的父母一般，每次剛出的新書，山田師總要抱著睡好幾天。就我所知，山田師離世前的幾天，枕邊就擺著他這一生最得意的作品。之外，山田師走前幾天，也冥冥中預感到上帝的召喚，他自己開口禱告，祈求上帝給他機會，不是為了家人或自己，而是能夠為了他所愛的這片土地服務。這份對台灣的心意，我想上帝會惦記著，也會藉由祂的大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