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論壇－－知識分子

cehepar

轉貼自中時論壇，3. 1. 2008，A19

知識分子如何不見了？

【邱天助】

　　日昨，中國時報的深度報導質疑台灣知識分子不見了，對於讀社會學也教社會學的人，感受特別深刻。以往，社會學者往往被喻為社會的良心，總是站在社會正義的一方，充滿著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因此，學社會學的人心理上免不了帶有知識上的驕傲。

　　然而，近幾年，卻越來越多的學生曾沮喪的對我說，她�他們對社會學逐漸失去以往的熱情與興趣，覺得社會學理論對台灣當代社會的分析或影響，似乎已經失去以往的光芒與力道。同學彼此之間談起理論來，也沒能捕捉到往昔師長所憶及的，那種興奮的眼神，那種求知若渴的期盼，有的只是前途茫茫的焦慮。在她�他們眼中，社會學雖然尚未死亡，但就像一隻笨拙的大象一樣，步伐蹣跚、疲態屢現。

　　在社會學裡，理論或概念都是社會分析的工具，並非先驗性的存在；理論並非獨立、抽離、客觀存在的實體，也不是自我封閉、自我參照的論辯系統；理論更不是社會學家的修辭學或文字遊戲，完全與世俗世界徹底分離。因此，無論古典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涂爾幹，或傅柯、布爾迪厄，到當代的貝克、紀登斯與杜漢（Alain Tourain e）的理論建構，都是基於對所處社會的關懷或批判，甚至行動和實踐，這也是社會學理論的魅力和力道所在。

　　然而，面臨所謂「轉型期正義」的社會，台灣社會學者似乎失去了對威權思想或制度壓迫的批判力與行動力，社會學理論的教學或研究只能以「後設理論」（metatheory）的形式存在，單純在探究、分析、描述理論本身的理論，或致力於理論的建構分析，找出理論的空隙，以批判或修飾理論，進行理論的拆解或重組。社會學理論變成一種形而上的思辨知識，甚至成為博克（Kenneth Burke）所說的「理學」（logology），只是一種宗教的修辭學罷了。

　　更有甚者，在當前高等教育的控管體制下，大學教師已逐漸淪為論文量產的機器，從廣大的社會場域撤退到封閉的研究空間，大家關起門來做學問。在國家機器的規訓之下，如今，我們關心的是論文不是社會，在意的是篇數而非它所發揮的社會影響力，造成許多人的研究喜歡炒短線，以增加自己的「學術資本」。
　　
       在怕被染上藍綠的政治焦慮下，越來越少人有像曼海姆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能夠超越階級的局限，不受學院行規與專業定見的束縛，保持對歷史和社會清醒的分析和判斷，始終以公共利益為目標，堅定的向權力說真話，成為漫漫長夜的守更人。如今，學社會學的人，不但逐漸失去社會實踐的行動力，也造成理論與行動的分離。最後，理論往往變成抽空的思辨系統，與塵世無關。當社會學理論的教�學，越來越布爾喬亞化的情況下，也讓許多學生感覺這種論述似乎離她�他們越來越遠。

　　因此，如果我們確信人類的反思與行動能力，我們就必須從「理論」轉化為「行動」。根本上，我們必須認定社會學者不應是社會生活之外的旁觀者，而是社會行動的積極參與者。當我們發現運用某些主流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不僅難以面對台灣轉型社會和轉型問題，甚至還會導致社會學變形為社會巫術的巨大風險時，就不得不轉移我們的方向，實現杜漢所謂從「結構社會學」向「行動社會學」的轉變，將社會學（理論）定位為「濟世之學」，力求從社會批判與行動的立場，來關照轉型中的台灣社會。

　　我認為，我們的立場應是鮮明地站在社會底層或被壓制的這一邊，以現存社會結構中的壓迫、支配和不平等問題為關注的核心，注重底層的日常生活經驗，揭示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作為社會學的基本目標，以激發師生教�學的熱情，也涵育未來的行動潛力。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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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一樣中時論壇，4. 1. 2008，A22

缺席的社會學者

【翟本瑞】

　　社會學如果不針對自己的社會加以分析，那社會學還能做什麼？各界質疑台灣知識分子不見了，邱天助教授昨日也為文〈知識分子如何不見了〉，對社會學界高談闊論，卻欠缺自我反省的現象，我是深深有感，也有所期待。

　　解嚴前後，社會學成為台灣社會改革的理論參考依據，吸引許多如我一般非社會學本科的年輕學子，投入到這具有現世關懷又有理論素養的學科。曾幾何時，社會學在專業化的包裝之下，大家都太忙了，都太過專業分工了，但對現實社會的參與及關心明顯地不足。

　　三天寒流，全台凍死二十四個人，卻不見社會學界有人提出解釋與討論。或許，這只是件小事，但Ｍ型社會來臨、貧富差距擴大、少子化、全球化、產業發展、社會運動、選舉文化、農村問題、家庭結構變遷等等，報章雜誌每天討論的議題，那一則不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只見大家躲在象牙塔，鮮少有社會學者參與公眾討論或提出論述。

　　於是，社會學棄守真實世界，把發言權交給媒體和記者，讓專業退縮到研究領域之中。這時，知識分子不見了，社會學家也不見了。

　　邱文指出，古典社會學深具對現實社會的關懷和批判，甚至行動與實踐，這的確就是社會學理論的魅力所在。如今理論和實踐分家，已經無法激發社會學師生的熱情，邱教授認為社會學應該重行面對社會底層及被壓制的一邊，涵育參與社會的行動潛力。這種看法部分正確，部分有待商榷。

　　社會學傳統中，本來就有批判、詮釋及實證保守的不同傳統，但其關心社會的熱情相仿。涂爾幹、韋伯及馬克思，那一個人比較關懷現實社會？都關心，只是立場和論述不同，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於是，透過論辯與研究，社會學將對真實社會的關心，轉化成論述而開展。台灣社會學界欠缺的是對公共議題的論述場域。

　　我的一些朋友，對社會時事常有深刻見解，我都建議他們在媒體中表述，讓相關想法成為可討論的觀點。但是，他們都表示太忙了，以致有許多對社會具有正面積極意義的建議只流於個人見解，無法成為公眾論述。太忙了，當然是藉口，但是，這些年來媒體生態改變，以往支持公民論述的媒體空間被藍綠對抗壓縮到極小，表述時還要先分顏色，怎麼可能建立客觀論述？

　　每當自己投書在報章被刊登，總會得到許多民間朋友的鼓勵和支持，讓我認識到民間需要社會學對諸多問題的參與及關懷，社會學絕不能在台灣社會轉型過程中缺席。因此，社會學需要創造自己表述的空間。

　　過去，我曾建議台灣社會學會，創造公共論壇，號召台灣社會學家針對每個人的背景與專長，選定議題，每周在不同領域都提供社會學專業取向的分析，以通俗筆調，將理論與現實結合起來，批評並檢討時事。在網路時代，我們可以創造傳播空間，自行發聲，如此，才能在理論與實踐間彼此兼顧。此事後來不了了之，大家也愈來愈忙，社會學也就逐漸在台灣社會中銷聲。

　　想想下一代如何評價我們：在台灣最重要的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學家集體缺席了！

（作者為南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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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一，真意外。因為社會學明明在台灣是冷門到爆的邊緣學科(國立大學就我所知，只有臺、政、台北三所大學有社會學系)，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社會學是什麼，在台灣這種投書竟然還會被刊出來。

感想二，版主不要叫我發表感想。

[ 本文最後由 yzk 於 2008-1-13 22:49 編輯 ]

cehepar

不知道原來葉老退休時還被報導，只知道一退休就被挖去世新領雙薪

特地去找了一下，原來是12. 7. 2007在中時刊出葉老退休感言的摘要報導，和一些相關評論。

找到葉老的全文，也順便轉貼一下。

因為字數太多超過限制，所以……麻煩看官自己連結過去看吧:s6V42ii:

yzk

前陣子看到的報導，楊儒門將在文山社大開課，講授台灣農業的困境，不禁想到Gramsci對知識份子（Intellectual）的定義。

AntonioGramsci是近代很重要的左派思想家，他在論述霸權（Hegemony）的時候，指出所謂的「知識份子」不是那些受過高深教育的人，而是所謂的”organic intellectual”，這樣的「知識分子」出自其原始的「生產環境」（world of production），具備組織和鏈結能力，代表原始生產領域大眾的利益，而擔負起所謂的「社會功能」──不僅在自己的生產崗位上（economic），而是也在社會和政治領域中（social & political fields），賦予原始社會團體相當的同質性和團體意識──這樣的人，才是Gramsci所定義的「知識分子」。

Gramsci也提到，在權力關係中不是靠單一知識份子，而是由幾個知識份子形成的核心，才能負擔起這樣的社會功能。楊儒門是否符合Gramsci的定義？而如今台灣社會當中有幾個「楊儒門」呢？

──Gramsci, Antonio: The Intellectuals, in: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York 1971, P. 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