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跟我客氣啦, 沒有指教, 分享分享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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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你理解的方向是正確的
概略的說,
無論是找尋文化差異抑或是追溯文化源頭
本身就是一個主體建構,自我定位的過程
也因此都負擔了僵化的風險,和相關的政治困境
如果只是盲目追尋共通性,或許成就了表面的和諧,卻犧牲了對內部差異,邊緣他者的嚴肅面對,
同樣地,拒絕被同一化,盲目去擁抱差異,除了依舊會落入自我本質化的矛盾中,
差異化極端的結果, 就是共同生活的倫理崩解,回歸到個體自我美學/神學的孤芳自賞
那究竟該採取那種的態度去面對這樣的困境呢? 避免盲目的可能在哪裡呢?
拉到哲學層次,轉化出的問題即是
如何避免自己在追求多元差異時,滑向無可靠岸的虛無主義,相對主義
又要有效避免,落入本質論背後,理性的暴力擴張所造成對他者的僵化思考
我初步的回答是: 以文本詮釋概念為基礎的政治面對
即:
任何的文化定位,自我指涉,都是對某種特定歷史/社會文本的解讀詮釋
既然是解讀,那他永遠是個理解互動的過程, 因此不存在先驗的指導性答案,也不存在唯一的答案,
但那也不代表,你可以任意詮釋, 因為語言本身就一個文化歷史的積累,不是無邊無際的框架
而政治面對的義涵是,這個解讀涉及的不是私我的詮釋,講給自己爽而已,而是一個尋求共識的過程,她必須面對公眾,
溝通效力的彰顯就成了詮釋的倫理要求.
我想,在這個立場下,
一方面確保了多元性和他者對話的可能, 另一方面也可以相當程度解決本質主義的僵固同化
而這個立場背後, 正是政治的意義來源,
即:
我們永遠願意在言說溝通中,拉近彼此對共同生活的想像,使得政治生活的實踐,成為可能
而這,不就是我們現在用文字溝通, 所彰顯出來的政治價值嗎?.
至於語言論述,溝通詮釋,背後涉及的權力運作, 以及衍生的政治討論
那就是另一個大課題, 有機會再聊吧.
[ 本文最後由 jack 於 2011-1-8 00:44 編輯 ] |
發表於 2011-1-6 02:38:33
樓主